1928年4月，北洋政府最后的实际掌控者，身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兼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北京感到极度不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四大军阀集团军沿着京浦线和京绥线联手北进，势如破竹地直指他控制的河南和京津地区，展现出一统全国的决心与气势。
面对这股气势汹汹的北伐军，张作霖连连失利，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最终不得不退让，被迫派人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进行谈判。6月2日，张作霖向全国发布正式通电，宣布整顿军队并退出京师，表示未来政治事务“悉听国民裁决”，北洋政府也由此正式宣告结束。
次日，张作霖乘专列离开北京，返回东北。尽管他已不再是“大元帅”，但依然稳握“东北王”的地位，心中仍怀着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野望。然而，这个机会终究没能再现。
展开剩余88%6月4日，皇姑屯附近京奉线与满铁线交汇的一座旱桥上突然爆发巨响，张作霖乘坐的蓝色铁甲车被炸飞至空中。这位东北枭雄最终因伤势过重，在数小时后抢救无效身亡。明眼人都清楚，这起事件背后藏着日本人的黑手。但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得知消息后，却悲愤落泪，叹息：“一切都完了！”
为何会有如此反应？日本暗杀张作霖，很大原因是因为所谓的“满蒙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起便抱有扩张野心，其经世学派代表佐藤信渊曾提出“海外雄飞论”，声称日本终极目标是“使全世界成为日本的郡县，万国君长皆为仆”。他主张，日本应首先吞并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即“满洲”，以及内蒙古合称“满蒙”，逐步实现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支配。
虽然佐藤信渊1850年就去世，但其观点被继承并发扬，最终成为日本的国策。日本为了实现野心，积极渗透“满蒙”地区，鼓吹“满蒙非中国论”，企图分裂中国东北，逐步蚕食整个中国。甚至编造谣言称“成吉思汗是日本流亡贵族”，意图抹黑历史，巩固其侵略正当性。
1912年袁世凯掌权后，日本便主动要求修建四郑铁路、郑洮铁路等“满蒙五路”铁路。吉长铁路通车后，日本借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获得该铁路30年的经营权，进一步扩大控制。随后，日本又提出“满蒙新五路”计划，意图通过铁路垄断东北运输，掠夺地区财富。
然而北洋政府混乱无序，各地军阀此起彼伏，日本的铁路计划未能顺利推进。于是日本转向与张作霖直接谈判，掀开了“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的序幕。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复杂微妙。1905年日俄奉天会战后，张曾被误认为俄国间谍被捕，幸得时任作战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及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求情才得免死。张作霖对日本心存感激，誓言“为日军舍命”。
后来，张作霖巩固东北政权，多次入关作战都获日本援助，并积极配合修建四郑铁路、郑通铁路及郑洮铁路。其对日本的顺从助长了日本野心，1925年日本提出“满蒙铁路网计划”，计划在20年内修建35条铁路线，总长达8828公里。
张作霖不敢答应这项计划，担心激起民众不满。他试图摆脱日本控制，暗中与英美接触，谋划建设自己的东北铁路网。日本对此极为警惕，频繁施压张作霖，要求他停止此类行为。张表面顺从，暗中却不断推进计划。
1927年，日本国内因“满蒙悬案”争议激烈，舆论批评外相币原喜重郎推行的“币原外交”政策过于软弱，认为其对张作霖过于让步，矛头直指首相若槻礼次郎。4月17日若槻内阁垮台，三天后，张的“救命恩人”田中义一接任首相。
田中义一是前八国联军侵华部队成员，甲午战争老兵，升至大将，兼任首相和外相。他积极推行强硬干涉政策，目标是“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将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1927年“东方会议”上，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提出用武力对东北“外科手术”，田中义一表示支持，甚至誓言“打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不过相较于关东军极端军人，田中义一稍显理智。他与张作霖身边日本参谋町野武马商讨武力占领东北的可能性时，町野武马比喻：“在银座强奸一个年轻女子很简单，但若惹怒那些大哥（指英美）怎么办？”田中忧心忡忡：“这正是我的担忧。”
这种矛盾心理让田中义一不得不维持与张作霖的“友好”关系，同时不断施压解决满蒙铁路问题，确保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他认为只要铁路计划顺利推进，满蒙分离便可逐步实现，届时蒋介石掌控长城以南，张作霖控制北方，日本则成为合作伙伴，继而如同对待朝鲜一般逐步吞并东北。
田中此策遭日本经济界强烈反对，认为其过于软弱。即便他制造了1928年济南大屠杀，激进派仍不满，要求用武力征服满洲，缓解国内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日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激烈斗争，年轻军官多次扬言要武力镇压满蒙。
1927年10月，田中义一强迫张作霖秘密签订《满蒙新五路协定》，日本承建敦图线、长大线、吉五线、洮索线、延海线五条铁路。协定中还规定铁路沿线附带“租借地”，即日本实际掌控的“附属地”。
协定消息公布后，英美强烈反对。张作霖急忙声明“不希望日本在满蒙垄断发展”，因此得罪了日本。日本怀疑张作霖不守信用，要求将密约升格为正式政府间条约，张却始终拒绝。
1928年5月，蒋介石军队步步逼近北京。日本虽出兵5000人入侵山东，制造济南大屠杀阻挠蒋军，却也借机决定“一举解决满蒙悬案”。5月16日，田中内阁警告南北两军，若战火波及满洲，日本将采取“适当有效措施”，暗示若张作霖主动撤退东北，则局势平稳；若遭北伐军击退回东北，则将强制解除武装。
次日，日本驻北平公使芳泽谦吉紧急约见张作霖，要求全面解决满蒙悬案，双方从夜里十一点争论至次日凌晨三点，未达成共识。同时，英美向日本发出照会，重申满洲为中国领土，任何行动需预先通知并获得谅解。
有了英美撑腰，张作霖气势大振，公开表态：“满洲和京津皆属中国主权，任何影响均不能接受。”他的强硬让日本军部视他为“满洲政策最大障碍”，决心除掉他。日本军方认为张作霖不过是“私党集团头目”，只要杀了他，集团必将瓦解。
于是，张作霖宣布准备撤回东北时，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迅速派竹下义晴少佐侦察其行踪，并将情报报告给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河本是狂热军国主义者，他规划了皇姑屯暗杀行动，并准备了万一计划失败时由“拔刀队”进入刺杀张作霖的补救措施。
6月4日张作霖遇刺身亡后，日本陆军省急忙发表声明，暗示是中国人所为，并称对张作霖列车出发时间毫不知情。田中义一得知此事，气得泪流满面，认为张作霖若主动撤退东北，自己通过软硬兼施、经济侵略就能稳步推进“满洲和平独立”，如今暗杀让双方彻底成为死敌，形势恶化。
他担忧，日本面对英美和苏俄的多重压力，真的能扛得住吗？于是感叹道：“一切都完了，真是子女不知父母心。”
张作霖死后，奉系并未瓦解。原计划推举其弟张作相为总司令，但张作相主动让贤，推荐张学良接任。张学良凭借二号人物的权威，迅速掌控大权。
面对杀父仇敌，张学良不可能与日本合作。当日本人“祝贺”他上任并提及铁路问题时，他严正声明，条约必须双方合意才成立，否则即为不平等条约。张学良强调今后与日本或他国的条约必须以平等为前提。
后来张学良自觉难以独抗日方压力，果断与南京政府接触。日本对其施加威胁，他毫不畏惧地宣称：“日方欺我太甚，誓死易帜。”
东北易帜后，日本的满蒙铁路计划彻底失败。1930年，日本制定《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决定武力占领东北三省，建立傀儡政权取代张学良统治。战争机器从此启动，日本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深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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